PPP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对政府来讲，PPP的制度创新需要重点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二是与其它竞争性改革措施的比较优势。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推进之中，实现预期目标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过于理想化。2018年PPP市场经历了深度调整，这是政策变化的结果，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社会资本方，甚至第三方，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表面看来，政策好像没有问题，PPP项目应该遵守现行政策和法规，严格监管和追究责任是政府职权的应有之义。可有两个问题是非常现实的：第一，现行的政策和法规本身合理吗?第二，现行的政策、法规在实践中执行的情况如何?若执行的基础很差，强行提高政策执行标准会不会造成过大冲击?对第一个问题，也就是现行政策的合理性不作深入讨论，问题肯定是存在的。对第二个问题，以资本金为例和各位同仁探讨一下。
根据我国现行政策，基建项目的资本金占总投资的比例应该达到20—30%。这里不讨论这种规定的合理性，只讨论实际执行情况对严监管的影响。据建行总行和建合资本的专家估算，PPP项目资本金的实际到位情况是1%左右。若严格监管，意味着资本金要提高几十倍，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方的投资能力在严监管后会下降到原来的几十分之一，这与2018年基建下滑的方向是一致的。无论这个1%是否合理，提高几十倍的资本金要求给企业和经济带来的冲击都是难以承受的。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发展PPP还是推进其它事业，都要考虑现实情况。为了使PPP发挥重要作用，PPP的质量标准应该是分阶段逐渐提高的，每个阶段的标准都应该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神，与社会现实情况有机衔接，做到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
和PPP有竞争关系的政策有土地财政、专项债、平台融资等，2019年主要是专项债。对政府来讲，到底选择哪个工具或哪些工具的政策组合，根本的判断标准是看如何提供公共服务更有效率。从2014年到2018年，PPP经过五年发展实现了投资约三万亿元。尽管也有批评的声音，但是其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手段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比如：通过引入本社会资本提高了效率、项目各参与方投入大量人力使前期工作深入细致、项目法律文件规范详实、选择社会资本程序公开透明、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实现了公开、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将推动诞生世界级的大公司，等等。有人说PPP是好东西，就是太慢了，实际上PPP规范地按部就班运作其速度是很快的，而以前很多项目或者投融资模式的快是以不做前期工作为前提的，代价是及其高昂的，是不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神的。
专项债的工作刚刚开始，我们还未做全面评价，有一点是明确的，专项债受到市场欢迎是因为投资人对政府信用的依赖，即回到了旧有的思维模式。可以预想到，挑战一定是非常大的。专项债可以解决融资问题，但若投资回到传统方式能否保证效率?专项债一年的规模相当于PPP推进四年的投资量，短时间内大规模地上项目能否给前期工作留出足够的时间?万一前期工作深度不够，是否会带来系列的问题?要把专项债的作用发挥好需要认真思考、谨慎行动，避免出现债务偿还危机、隐形债务等潜在的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专项债可以使用的政府资源包括用基金预算偿还、可以借新还旧，相比之下PPP受到的限制是非常多的，而且要求越来越严格。对政府来讲，制度创新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第一，把专项债的条件用于PPP会如何?第二，把专项债与PPP相结合推动PPP专项债会如何?第三，PPP与专项债按部门分别推进互不干扰会如何?第四，把部分专项债的额度转给一部分PPP，扩大PPP的规模会如何?我们大岳咨询还没有做深入研究，只是在公司内部初步做了些探讨，直觉上我们认为将专项债与PPP结合更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神。这样既可以实现专项债和PPP的优势互补，又能使专项债吸取过去五年来PPP推广过程中大规模人员投入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减少专项债发展过程中的学习成本。
PPP高质量发展不仅重在质量，更强调发展。要发展就必须有规模，不是搞几个样板。高质量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不同阶段有不同含义，不可能一步到位，应该设计阶段性的、可达到的、符合现实的目标，这样才科学合理、切合实际。在进行政策比较的时候，要考虑比较优势，只要一项政策在某个时点比其他政策好，那么这就是一个好政策，现在看PPP就是一个好政策。过高的、理想化的质量要求会遏制发展，是脱离发展初心和实际需求的，对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实质性的作用。我们呼吁，PPP已经是当前最好的经济政策了，应该将工作重点放在如何做大PPP规模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上，不能求全责备，防止旧有思维模式回潮。
BHI客服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