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PPP项目主体责任问题
(一)社会责任缺失问题明显
环境治理体系中社会责任存在不足。现有治理体系中，对社会的污染管控主要针对企业以及机动车限行。实际上，我国的公众群体结构不同于西方国家，存在基数大、分布密集等特点。政府虽然采取了通过政策舆论引导公众参与，但是社会责任依然存在严重缺失。绝大部分人面对环境治理的态度是支持的，但是一旦环境治理涉及切身利益，一部分人选择观望，一部分人选择推卸责任，一部分人选择抵触规避，总之相当部分的人在环境问题上并没有付诸于行动。政府的引导力量不足以促使该相当部分的人付诸于行动。环境保护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公益事业的一种，问题的结点在于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为其奉献个体利益。当今化会上的物质气息过于浓重，利益已经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政府已然认识到这一问题，但仅凭舆论的只言片语和期待公众的自我觉悟就想转变这一态势未免过于乐观。
(二)规划领域存在缺陷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合理的规划布局，科学理性的规划设计不仅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建设，更有利于资源节约和减少污染。对环境治理工作影响较为突出的两方面分别是绿化建设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这两个方面存在共性的问题，也是极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区域作业反复率高。同一片区域或道路在短期内多次反复进行绿化和翻修，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会产生一定的污染，而绿化率和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完成率都能对环境质量产生正相关影响。绿化区域前期规划调研的缺失导致同一区域耗费大量财政资金和人力进行重复性绿化，而人财物力均是有限的，间接使得一些需要绿化的裸地、荒地不能得到及时的绿化改善;基础设施中道路最为主要，一些道路在建成后不足1个月内先后经历煤气、电信等多个部口创开施工，新道路瞬间变成了旧路，同时反复施工造成扬尘等环境污染，通过以上不难看到规划统筹领域上的缺陷。
(三)环境治理协作领域薄弱
环境治理不单是政府买单的行政事业，其开展离不开市场和社会的支持，其落实也不开各地方的付出。在环境治理协作领域之中地区、部口、政府与社会协作是推进环境治理的关键。在地区协作中，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的环境区域联防联控逐渐起步并成熟起来，但是在城市排名考核制度之下，省市之间的竞争机制能否让省市之间毫不保留的交流协作、互助共治很值得商榷。此外，省内区县协作问题也与省市协作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不求环境治理效率高，但求比其他地区好”的声音严重阻碍这环境地区环境治理协作的展开。在环境治理问题上，有不少问题通过政府与社会协作得解决。政府与社会协作的主要问题在于问题主导上，政府几乎在全部时候承担了主导地位，使得社会力量习惯于辅助模式，而社会力量在某些方面所能产生的效果是优于政府行政干涉的。需要政府进一步明确自身在环境治理工作中的地位，在一些特殊的领域和事项上将主导权让与社会团体组织。
环境治理PPP项目价值问题
当前环境治理PPP项目价值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公共价值的缺失。政府以公共价值为主要使命和目标进行实现，通过公共价值的实现配置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获得公民的信任和合法性。公共价值实现的过程也是一个双向沟通的过程。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组织可以作为确定公共价值的主观发起者，积极引导公民的价值。如果我们以世界各国政府使用的指标为参考，可以得到以下五个具体的标准来提炼公共价值观:民主、开放、响应、问责和高质量。
民主是指在PPP改革的启动和实施中，政府必须从根本上对人民负责，政府的权力必须得到人民的授权和监督。开放是指在PPP实际运营过程中，各方能够及时、快速、准确地获取PPP推广中的相关信息，包括协议、相关成本、运营绩效等。响应是指政府官员可以根据人民需要和实际情况，迅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变化，调整相关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安排。责任是指改变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后，政府完全可以承担公共责任。以高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公共服务需求，保证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私有机构服务质量。在PPP的实际设计和扩大中，应该从这5个标准出发，着眼于公共价值兼顾“效率和效益”。
事实上，基于PPP的五个具体标准，实现公共价值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例如，在民主方面，由于资源和信息传递不对称，以及对工作变化反应延迟，它必然会削弱政府的整体社会资本监督管理和创建一个“人民的真空”,在开放性方面，由于政府官员由“直接参与”向“间接参与”转变，私人机构提供的信息可能存在不准确甚至误导的情况，以及长期复杂的金融结构，这将使PPP的开放性大大降低。在响应性方面，法律法规不完善、政府信用风险较高、民营企业追求利润的纯目标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将威胁PPP的响应性。在问责性和高质量方面，由于民营机构的市场化，民营机构往往有“利润最大化”的倾向，寻求机会逃避成本管制，从而削弱了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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