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PPP模式参与主体差异性
表 1 列举了多个国家国有企业作为项目所有者、股权投资者、债权人以及运营方的差异性。我国将 PPP 模式定义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明示了我国公有制经济主体背景下，参与主体的边界与西方国家的不同。我国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为包含关系而非对立关系，是政府部门重要的合作伙伴。加拿大联邦及各省颁布的PPP制度中，没有严格限制或禁止国有企业参与，在 2016 年联邦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中更是将基础设施支持类国有企业称为“半市场化实体”。在 PPP 实际运行上，这类支持性企业仅作为PPP项目采购方或核心服务运营载体。一方面，加拿大基础设施国有支持企业可以与政府部门共同作为项目发起方。另一方面，对于不包括私营部门运营责任的 BF/DBF 和 DBFM运作方式，这些支持企业还承担了建成后“核心公共服务”的运营工作。
(二) PPP项目回报机制的差异
我国在2014 年之后将规范的 PPP 模式设为三种回报机制，即政府付费包括可用性付费、使用量付费和绩效付费，使用者付费以及可行性缺口补助，PPP项目回报结构也与特许经营时期发生了变化。不同于第一次浪潮的项目大量采取使用者付费方式，加拿大第二次PPP发展浪潮的回报机制是以政府付费模式下的使用量付费、可用性付费和资本性支付 (包括里程碑付费与实质性完工付费)为主。政府将有限市场与需求风险、项目收益风险转移给私营部门，与加拿大为金融危机后提高项目可融资性和市场参与积极性，弥补第一次中政府失去项目控制权等问题，均有直接关系。如表 2 所示，以加拿大交通运输类 DBFM和 DBFOM 项目为例，包括运营管理支付、交通管制支付、更新与修复支付、安全性支付、用户满意度支付和交付完整性支付等多元化支付方式。
(三) PPP项目投融资市场的差异
目前，我国PPP项目资金来源主要依赖政策性与商业银行贷款。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直接融资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我国仍较少利用以项目公司作为融资主体发行的项目债券、项目收益债券、资产证券化以及信托投资基金等方式。加拿大 PPP 模式迅速发展，得益于拥有长期、稳定和多元化的PPP投融资市场，且已具有完备的项目融资条件。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与欧洲银行相比，加拿大银行监管更为保守。加拿大 PPP 对银行债务类融资的依赖度逐渐减少，转而面向成熟的项目债券市场，如图 3所示，2010年 PPP 项目债券已开始超过银行贷款资金。
(四) PPP项目管辖层级的差异
我国财政部将PPP项目分为三级管理，即国家级、省级、市级 (包括市以下政府) 项目。目前我国大部分 PPP 项目并未按应用行业类型、辐射范围、投资规模、监管能力等要求划分，且大量项目在区与县级政府监管下运行。加拿大将 PPP 项目分为联邦级、省级、市级和土著地区四类。2002—2012年加拿大成立了6家省级PPP专业机构、1家联邦级扶持机构“PPP Canada”以及 PPP 联合理事会“CCPPP”(见图4)。6 家省级 PPP 专业机构或外设于官僚组织独立运行，或内嵌于财政或基础设施部门，作为 PPP模式的省级综合治理载体，承担了四项基本职能：一是制定 PPP 法律制度;二是管理项目采购流程;三是发布采购信息 、VFM 评估和合同协议，以及 PPP 效率年度报告和发展计划等;四是专注项目评估方法的升级更新、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及工作人员专业技术培训。
(五) PPP项目监管组织的差异
我国在PPP项目运作中，政府各部门间缺乏联动机制且分工不明确;政策或制度出于多个部门且部分内容相互冲突;在项目执行中出现部门间不协调或上下级政府间责任推诿等现象。加拿大形成了财政部门、基础设施部门、PPP专业机构、公用事业监管部门和第三方咨询机构五位一体联合治理体系，部门间分工明确且相互协调。目前，主要采用两种组织架构，一种为“财政部+PPP 机构的双中心监管模式”，另一种为“多部门联合的委员会监管模式”。“双中心监管模式”以安大略省为蓝本，明确了财政部门与 PPP 机构核心职能。PPP 项目审批以财政部门为核心，且财政部门在早期基础设施需求计划中便已具有决策权。当项目完成采购进入合同管理阶段，则以省级 PPP 专业机构 IO 公司为管理核心。安大略省 IO 公司代表政府通过聘用外部顾问团队的方式，执行项目合同管理与绩效管理，并对其评估技术和监管流程定期审计。“委员会监管模式”以阿尔伯塔省为代表，组建了清晰的管理责任脉络。其要求联合多部门共同履行PPP全流程审批与监管责任，通过四级联合委员会展开协调工作。联合委员会依照项目的“单一部门事务”和“跨部门事务”要求，至少由三个以上部门的副部长组成 (如图5所示)。
(资料来源：庞德良 刘琨. 加拿大PPP模式应用特点及借鉴价值.社会科学.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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