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态旅游产品因其组织的生态资源不同而面临不同供给模式。例如，乡村生态旅游产品中的绿色农产品、绿色纯净水等资源可依托社会资源打造生态标签实现其物质产品价值;而乡村生态旅游产品中的文化类资源(如休闲娱乐、科技、教育等)则可依托社会资本的建设运营实现其文化服务价值;但构成乡村生态旅游产品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如固碳释氧、土壤保育、防风固沙、气候调节等)是乡村生态观光、体验、认知旅游产品提供的基础，而此类调节服务在提供时往往面临着较大的固定资产投入，在运营过程中也难以对享受调节服务的受益人收费。如果完全由私人部门提供，可能导致调节服务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管理效率不高等问题。因此，需要由政府统筹管理，促进其实现市场价值。
目前以PPP模式提供乡村生态旅游产品尚处在发展初级阶段。根据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报告，截至2020年10月，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管理库累计项目投资额占比前三的行业分别是交通运输、市政工程和城镇综合开发，而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累计项目投资额占总额比为6.9%，旅游业则占比为2.8%，均处于较低水平。在乡村生态旅游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PPP模式下政府职能主要包括落实生态补偿政策、制定绿色金融政策和建立生态资源指标管控和产权交易制度。
(一)落实生态补偿政策
我国生态补偿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抑损性”阶段。按照“破坏者付费”原则，主要用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矿产资源开发补偿;二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期的“增益性”阶段。我国生态补偿工作主要采取大型生态建设工程和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用于退耕还林工程、退牧还草工程、退耕还湖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等，以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为主要形式;三是21世纪初至今的采用生态补偿“双向”补偿措施。采用“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引入国际上的“生态环境服务付费”制度。而应用于乡村生态旅游的生态补偿主要包括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大气环境保护区生态补偿、矿产资源开发区生态补偿。
现有生态补偿领域中，草地、流域、森林的生态补偿PPP模式探索较为丰富。由于生态补偿的公益性较强，政府在PPP项目中仍需占主导地位，但PPP模式减少了政府建设职能，而强调政府监督和决策职能。政府监督职能主要体现在生态补偿项目建设和后期运营中;而政府的决策职能则体现在合理选择PPP参与企业以及运营方式、制定科学的生态项目、统筹生态服务的整体供给上。企业在生态补偿PPP项目中，则需承担生产建设运营的功能，利用其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完成生态补偿项目的建设运营。
生态补偿政策的落实能够修复旅游地的人文地貌，帮助乡村寻求自身特色，避免同质化和文化快餐式的生态旅游产品，有效避免乡村生态旅游产品创新能力不足和地方特色缺失问题;同时有利于乡村污染治理、提高乡村旅游管理水平，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能够有效杜绝自助烧烤、垃圾成片等污染隐患，规范游客行为。高效的乡村旅游管理体系，提高了乡村旅游生态的可持续性。例如，2017-2019年，湖北省鄂州市通过政府主导、各方参与、循序渐进的生态补偿方式让梁子湖区分别获得生态补偿5031万元、8286万元和10531万元，实现梁子湖区生态调节服务供给不断增加，打造“白湖之市”“梦里水乡”的特色旅游产品，凸显地方特色;生态服务价值年度目标考核常态化，也保证生态产品的高效管理，实现乡村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二)制定绿色金融政策
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倡动员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中。应用于绿色产业的PPP项目往往是投资规模大、运营周期长、回报率低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而我国PPP模式推广时间比较短，相较于日益增长的环保节能绿色产业需求，我国的绿色贷款、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等绿色金融供给相对滞后，绿色产业资金问题决定了绿色产业的PPP项目能否成功落地。因此，绿色金融的发展对乡村生态调节服务供给起关键作用。
以绿色基金为例，我国绿色PPP基金融资模式指由政府和民间资本合作成立绿色产业基金，纳入PPP项目的承建公司后，承建公司作为运营主体对乡村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产品进行市场化运作，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同时，政府也授予承建公司一定时期的特许权经营期。当前我国绿色基金的发展可分为中央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主导。中央政府绿色基金的PPP模式供给主要可用于乡村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整治等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地方政府绿色基金的PPP模式供给则用于地方乡道建设、河流整治等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绿色金融为乡村生态系统调节服务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对实现乡村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绿色金融政策的积极发展，能够协助解决乡村生态旅游业基础设施滞后和融资渠道受限等问题。中央及地方政府出台的各项绿色债券、绿色基金为乡村供水、供电、供暖，乡村公厕、乡道建设，垃圾分类设施提供了直接资金来源，有效解决乡村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等问题;绿色金融工具的不断开拓，也为乡村生态旅游产品注入稳定的资金来源，解决乡村生态旅游产品前期建设资金不足、后期运营成本过高等问题，充实的绿色资金也有利于乡村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的培训、乡村生态旅游产品的宣传，解决乡村生态旅游产品供给乏力等问题，助力乡村生态旅游产品的价值实现。例如，2016年，内蒙古自治区通过设立引导性资金和4家企业共同投资发起组成“环保母基金”，用于污水处理厂建设和生活垃圾无公害处理设施等，协助解决乡村基础设施发展滞落后、融资渠道受阻的问题，有效解决了乡村生态旅游产品供给的资金来源问题。
(三)建立生态资源指标管控和产权交易制度
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是通过政府管控或设定限额等途径，创造生态产品的交易需求，从而激励和引导相关利益方进行交易。这是以自然资源产权交易和政府管制下的指标限额交易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实现生态产品的市场价值。政府主要责任在于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生态资源资产价值评估体系以及搭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交易市场，而社会资本的主要责任则在于生态资源资产的管理。
生态银行是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的重要体现方式。以福建南平森林生态银行为例，政府主导建立“森林生态银行”的运行体系、摸清森林资源底数、将森林资源经营权和使用权“分散化输入”到森林生态银行;而社会资本作为“森林生态银行”的市场化运营主体，将权属清晰的森林“资源包”整体化输出至市场，开展规模化、专业化和产业化开发运营。森林生态银行的“分散化输入、整体化输出”的运营模式打通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提高了生态产品和资源价值的供给能力。
政府建立生态资源指标管控和产权交易制度可解决产权主体界定不明、权能交易不规范、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有利于构建生态保护长效机制。在促进乡村生态旅游产品供给中的作用具体体现在确保生态资源合理利用、提高乡村旅游业管理水平、拓宽乡村旅游业的融资渠道等问题，同时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促进生态资源指标管控及产权交易制度在全国范围的推广。
(资料来源：周小梅,黄鑫.乡村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路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制度创新[J/OL].价格理论与实践:1-5[202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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