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面临一些批评。这些批评之声认为,中国侧重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中国获取资源,但不会带来相关国家的产业升级换代,反而会导致其中部分国家的“去工业化”。
这种批评无疑是不准确的。但从当前看,近年来中国投资在非洲、东南亚甚至拉美面临的困境与风险表明,中国确实需要调整对外投资战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仅要着眼于对沿途国家的经济投资,也要注重投资对象国的民生、就业和经济社会综合发展。“一带一路”建设需向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规划转变。
近年来,中东北非出现的政治动荡,尤其是中国在利比亚、苏丹等国的投资命运显示,只帮助资本受入国实现经济增长,还不能解决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后产生的一系列政治与社会问题。这些发展规划还必须加进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只有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解决分配的问题,保证各社会群体共享增长的果实,才能期待这些国家政治稳定,从而减少中国投资的风险。
以援助与投资非洲国家为例。中国与西方国家所采取的方法是不同的。西方国家在整个非洲大陆实施的所谓“结构性项目”,事实上更多的是过渡性的而非结构性的,其多半只注意与业务领域直接有关的产业投资。然后由政府和国际组织出面进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如治理水污染、投资学校和医院等等,其特征是不具备任何经济上的造血功能。
与之对比,中国援助重点则由以下三方面的因素所决定:首先是非洲的需要;其次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最后是中国在经济基础设施领域内具有比较优势,并且该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实现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的最大空间。
中国在对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发展过程中,实行的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并举战略。这是因为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期落后,急需对经济基础设施的投入。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以资源和基础设施一揽子新型合作的方式,既提升了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又使中国获得国内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双方实现了共赢。
现实证明,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沿线国家也同样的包含了非洲国家相同的发展要素。因此,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必须汲取和借鉴对非洲等国家和地区投资的经验和教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行“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并举的战略和政策。这些都需要针对“一带一路”沿线进行不同国家和地区做出详尽的海外调查和研究。
为实现投资向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规划转变的目标,我们还应从国际关系、政治、外交、经济等多视角着手,整合国内外优势资源,在促进目标国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市场和资源的需求,以实现合作双方的共赢。
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重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中国对外投资的企业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习俗很少了解,或者说也不愿意了解,以为可以通过国内通行的方式,只要“搞定”政府,甚至只要“搞定”最高领导人,就可以通行无阻。这种思路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十分危险。
另一方面,中国对非洲国家投资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被西方指责时却没有多少非洲人在国际上为中国说话。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与非洲打交道时,往往更为注重与政府和官员打交道,却未能在智库界、学术界和大众传媒中培养和建立重要关系,更缺乏在公共外交层面进行深入交流和沟通的努力。有鉴于此,中国还应在“一带一路”沿途开展广泛的公共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