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期间，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所达成的35项共识之中，有一项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有关。
这让相关人士更加看好PPP的前景。结合我国正在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中美之间这项PPP共识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本报就此采访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崔志娟。
中美具备PPP合作契合点
《中美元首杭州会晤中方成果清单》提出：“中美双方承诺向各自的地方政府宣传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最佳实践，并进一步加强在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和运营领域的交流与信息共享。”
崔志娟认为，中美两国的PPP合作体现了“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媒介”“以中美两国联手为基础”，共同促进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与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愿景。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在经济新常态下的PPP推进方面，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二三十年的路，为推广PPP模式的最佳实践提供了素材。
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PPP项目已经延伸到了几乎所有的公共部门，从学校、医院、监狱到输油管道、交通运输、垃圾处理，甚至在军事、航空航天等领域都出现了PPP的方式，为PPP模式的推广积累了大量的实践案例。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求、美国基础设施更新换代的需要、两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制约，都需要通过PPP模式撬动民间资金进入到公共基础设施服务领域。两国PPP模式的最佳实践交流与信息共享，有助于基础设施领域的互联互通，以此推动全球化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形成世界经济领域规模经济和联动效应。
“一带一路”蕴含广阔PPP机会
“一带一路”作为我国倡导的一项重要战略，在G20峰会期间自然也成为了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这次“习奥会”所达成的PPP相关共识，会对“一带一路”之中的PPP带来哪些影响呢?
G20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二，“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二者体量都非常巨大。并且两者都跨越了国家边界，共同寻求全球化的共商、共建和共享，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机会。为此，崔志娟认为，PPP将迎来如下机遇：
一是深化金融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问题是资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的需求，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各国主权基金等金融领域的合作和投入，有利于深化全球或区域的金融合作。
二是促进国际间的产能合作。“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是跨国家的公共产品提供方式，可以利用国家的技术、管理和资源优势等，展开国际间的产能合作，共同进行国际间的产业结构调整，将我们的优质资源和服务提供给“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为世界经济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是提升全产业链的效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需要更多具有投资运营管理能力的企业跨出国门，这就要求企业在原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上，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全生命周期的设计、管理和运营能力，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金融创新等方式，优化全产业链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果。
参与“一带一路”PPP应关注的风险
崔志娟认为，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PPP时，需要考虑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因素，了解“一带一路”沿途投资环境，重点关注下列风险：
一是政治风险。政治风险主要体现在政治派系冲突导致的政治动荡、审批环节不通过、国有化政策、执法随意化、第三国干预等情况发生。PPP项目的“中国速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难以达到，这与当地政府对项目的审批和公众反对等政治因素相关。
二是经营决策风险。“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和地区，多存在对外资进入限制措施，比如限制和禁止外国企业和资金进入某些领域和产业，或者要求外国资本必须在当地建立合资企业、限制资本比重等，特别是能源和资源项目。持股比例低下会影响到企业经营决策权的获取。
三是汇率、利率风险。相当多的“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实施了非常严厉的外汇管制，对于外汇储备很少甚至没有储备的国家，若使用本国货币结算，会产生相当大的外汇风险。除此之外，还要根据当地政府的金融政策考虑面临的利率风险。
四是项目融资风险。“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PPP项目的投资额度大，回收期限长，前期投资的回报较低，因而，从现金流角度看，需要资金融通的支持，要根据主权国的项目担保政策，确定项目融资风险大小。
五是财政支付能力不足风险。涉及到政府补贴的PPP项目，与政府的预算支付能力有关，若政府的资产负债率水平过高，会造成财政支付能力不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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